无论像Telmex之类的发展中国家超级巨富是好是坏，他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在《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中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到2006年，增至52家。它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与日俱增，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5）目前是北美地区最大钢铁制造商，占据20%的市场。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扎姆布拉诺（CarlosZambrano）控制的墨西哥水泥集团（Cemex）通过屡次收购，跻身世界3大水泥制造公司之一，年收入从上世纪80年代中的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80亿美元。这些公司和其拥有者的影响力，随着投入海外的每一分钱而增加。2005年，新兴经济国家对海外投资金额达到133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的17%，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这些新兴市场亿万富翁的财富也在与日俱增：2007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0名墨西哥人资产总值741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榜上有名的墨西哥富翁的总资产的3倍。就这方面说，墨西哥并不孤独；智利、科威特、马来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全国亿万富翁资产总值占GDP的比例甚至更高。过去一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印度和中国富翁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在排位前20名的富翁中，来自印度的数量第二多，仅次于美国。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墨西哥和斯利姆的故事再次提供了代表案例。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墨西哥一半的亿万富翁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私有化改革过程的受益者。事实上，斯利姆和其他新亿万富翁的成功更大程度上依靠了他们的政治关系而非商业头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真正的技巧在于擅长培养和官僚、政客、立法者的关系，看准机会，利用经济转型大捞一笔。

在印度，上世纪90年代中，米塔尔通过收购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钢铁企业从普通资本家摇身变成钢铁大王。体现经济解放过程的混乱和危险的最佳典范当数俄罗斯，不无巧合的是，《福布斯》富豪镑前20位亿万富翁中来自新经济国家的一半是俄罗斯人。其中多数人―――包括罗曼・阿布拉莫夫和米哈尔・弗里德曼―――的财富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上，这些利润可观的能源企业都是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中夺取的。

私有化过程并非一定得是混乱的，比如以Orascom（中东最大移动运营商）、Mittal（现在的ArcelorMittal，世界最大钢铁公司）和Infosys（印度软件巨头）为代表的新生市场公司的赢利支柱仍然是革新、技术等传统竞争优势。然而，造就今日众多爆发户的同一个过程告诉了我们一个痛苦的教训，起点很重要。在太多国家，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终极目标；第一波的改革（减少关税、鼓励外资、私有化）自然会引来广泛繁荣。

在最乐观情况下，这意味着，世界正在目睹上世纪90年代错误造成的后果。最悲观的结论是，全球经济核心已经移动向法制薄弱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而非企业家才干正在成为最快，最有效的致富途径。

国家宠物

对此，我们有什么对策？事实是，多数可以瓦解斯利姆之类垄断帝国，或至少鼓励更多竞争的工具，要么太笨拙，要么太容易被操纵。在市场经济中，唾手可得的制衡机制动辄伤筋动骨，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也不例外。10年前，针对微软的反托拉斯制裁经过多年官司诉讼，那还是在自诩“成熟”的美国和西欧经济中。这样的模式在墨西哥等地方，对斯利姆之类的人是否管用，仍然是未知数。理论上，Telmex可以被分解成众多小Telmex，仿造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肢解；但是，对于一个可以大手一挥造成国民经济衰退的人，你敢随便得罪吗？“根本不存在奇迹这种东西，”前巴西总统（1995年至2003年）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在接受本文采访时说，“唯一的办法是把决策权交给规范体制而非个人。”

然而，调控者和反垄断机构只有在政治意愿和强大独立司法体制支持下才能奏效。在墨西哥，大公司经常享受优待，使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忽视调控机构的制裁。2000年至2006年担任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长的是一位前Telmex雇员。直到2004年，世贸组织还指责墨西哥联邦通信委员会对Telmex的不良行为―――操控国际通话费、限制线路增长、阻止外国公司进入墨西哥市场―――置若罔闻。那些杀伤力最大的行为往往源自所谓的民主机构，至少在理论上，标榜为大众谋利的机构。墨西哥国会经常枪毙可能威胁斯利姆利益的立法。难怪当初造就今日众多亿万富翁的政府后来发现已经无法再驾御他们。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唯一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返回问题的起点：乌烟瘴气的密室。一位墨西哥政府的高级代表可以私下坚决地警告斯利姆，虽然他不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他那无所顾忌嚣张的日子到头了。几位墨西哥观察者认为，类似对话已经发生。一位熟悉墨西哥高官的人说，“没有人告诉斯利姆，赶紧去危地马拉购置地产，或类似的话，但是显然，他已经被悄悄警告，游戏规则改变。”这样的解决办法的弊端在于，它与当初造成问题的情形一样不公正，一样专断。监督执行可能时松时紧，甚至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当政府还有其他更紧要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