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

　　仍是一大特色

　　可是大家都知道，暴力的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因为在中国当下的8亿“农民”中，身处大都市附近、能分享级差地利的人毕竟份额很小，而中国如今的一亿多(有人说超过两亿)“流动劳工”中，原籍外地城市的与原籍农村的相比也是极少数。同时这些人中富有的“投资移民”少，绝大多数还是穷人。而本地户籍的穷人不但少，而且与这些外来穷人相比仍然有某些特权(如以后提到的“棚户居住权”)，不会成为暴力的对象。所以上述改变对这大多数人而言意义不大。这些人作为一个贫苦的外地农民“流入”(我们反正不承认他是移民)城市，最初他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口”)被歧视，后来他以外地人(“暂住”者)身份被歧视，而现在他以穷人的身份(没有高尚职业的“无证摊贩”或没有高尚住宅的窝棚客)被歧视。

　　不能说这三者的演进没有体现这些年来的某种进步：这个人在改革前几乎是根本不能进城的。后来可以来“暂住”打工，但你要随身“持证”，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持证了也未必就不会遇到麻烦)。现在假如你混得好，有高尚职业与住宅，被“查证”遇暴力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假如你仍然穷困潦倒，那你就有损于“市容”而为“市”所不容。然而问题在于：穷困潦倒就是罪过吗？没有人愿意穷困潦倒，如果在家乡能够富裕，他们不会“赖”在城里；但如果不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就容不下穷人呢？

　　穷人居于弱势，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如此。从经济状况差，到观念上被看不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穷人实行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居住权问题上，这种特色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