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自杀悲剧的背后

　　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的悲剧曾经震动了社会。当时富士康这个事发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人们纷纷谴责它是万恶的血汗工厂，其不人道的管理和待遇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富士康贡献很大，甚至“没有富士康就没有新中国”，它的员工待遇也不错，想进还进不去呢，连续自杀事件主要怪员工心理素质有问题云云。

　　一年多过去，事件的冲击已渐平息。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等等。而时间的沉淀也使人得以超越新闻事件的冲击，去考察事件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笔者曾指出(见“‘血汗工厂’辨析”一文，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按国际劳工界的标准和“血汗工厂”这一名词19世纪在美国出现时的所指，我国的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但是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这逻辑也太简单了点。如果按我国的一般现实状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内地曾经臭名昭著的“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的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延伸视线，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其实20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例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这具……’。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郭书田、刘纯彬著：《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73－7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多年后发生在富士康的密集自杀是否与嘉陵江上的这些惨剧属同类现象呢？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还是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而轻生的。这样说也许是意在摆脱富士康的责任。但是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在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

　　“高福利”的宿舍与“无福利”的城中村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在那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其中“新生代”较少，他们本来就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期望，只是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中国特色”的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经历的。所以富士康虽然是血汗工厂，但“富士康事件”却并非单纯的劳工权利问题，正如南非的“流动劳工”问题也并非西方式的血汗工厂劳工问题一样。

　　富士康的员工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务农经历，乡村认同感也在迅速消失，而他们身处的深圳又是中国最富裕、最新潮的大都市，作为中国城市中的新星并号称是移民的机会之乡。但是他们似乎走不出封闭厂区中的“集体宿舍”，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成为厂区墙外那个城市社会的一员。墙内的灰暗生活与墙外的繁华市容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可能在中国房价最贵的深圳买商品房，深圳也不会给他们福利房，他们也不能搭建棚户、低门槛地融入城市，租住城中村的廉租私屋也时时面临被“清理”、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命运。他们如何安家？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前途何在？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富士康提高一点工资可以解决的吗？长此以往能不滋生绝望？严重“个人感情问题”的发生概率能不蹿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