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富士康事件表明，“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由”的“流动劳工”制度也不能再持续下去。“流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这就要求“或者给自由，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宿舍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一些前往调查采访的港台学生都提到：他们所见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富士康管理层，都认为富士康给工人盖的集体宿舍建筑质量与生活条件都不错，而且还被认为是富士康工人“福利高”的表现。然而，这“高福利”的宿舍区这次却因成为密集自杀的渊薮而受到舆论的指责，那些官员与管理层觉得很委屈。他们提到将来的一个设想，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

　　另一方面，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城中村”所包围，这些城中村都以富士康员工为主要招租对象，而当时富士康的员工中据说已有近四成“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城中村中做租户。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这些城中村条件都很差，远远赶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体宿舍。而且这些因地处深圳“关外”才保留至今的城中村也陆续面临“改造”，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又会被“不补偿不安置”地赶走。那么，他们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体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成家嘛。笔者曾经提到南非当年过渡期黑人劳工中的一种现象：贫民区里的安家劳工看不起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别的且不说，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是在贫民区里，比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当年的南非是如此，中国会有所不同吗？

　　但是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高福利”宿舍区还自杀频发的原因是“管理”还不够严，他们的建议是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来解决员工自杀问题。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有出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20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国特色”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

　　从歧视“农民”、歧视“外地人”

　　到歧视贫民

　　然而20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尽管在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了。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的现象，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致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这次事件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