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王雪红加入二姐王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公司，主要负责销售。为了多卖出些电脑，当时她“常常一个人拖个大桌子，租个展会摊位到处秀大电脑”。

在这期间，王雪红经历了自己年轻的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有个西班牙人来买电脑，定单高达70多万美元。那时我刚毕业，突然接到这么大一个单子很兴奋，就开始进料、制造、供货，供完之后在对方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又再加货。”王雪红回忆。

后来，王雪红发现出了问题，“因为对方一直不付钱。”为了了解情况，王雪红亲自飞到西班牙，才发现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建设好机制去卖，“我觉得他的状况是先囤积货物，然后慢慢地逼我们反过来去‘support’（支持）他。”

此时的王雪红觉得自己的人生全完了，“我要追讨的是70万美元，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我觉得姐姐、姐夫的公司都要被我拖垮了。”

为了追债，她在当地租下公寓，并请了保镖。“那真是两眼一抹黑，还要去打官司，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怜。” 但是半年过去，她一分钱也没有要到，王雪红说“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等待案件审理的大半年里，王雪红决定带着电脑去欧洲各地寻找机会，看有没有客户愿意买。“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正是在这段日子，王雪红打开了大众电脑在欧洲的市场。“后来我认识到，困难是一个人成熟的机会。一个人要成功，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台湾女首富

1988年，王雪红在硅谷接触到一家做芯片的小公司，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她把母亲送给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借款500万元，买下了硅谷的这家公司，这就是后来的威盛电子。

当时台湾绝大多数厂商都在“求”代工订单，挣些加工费。但王雪红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以前，台湾一直是加工为主，CPU、Chipset（芯片组）都是从外面买来的。”对此，王雪红有自己的想法，“难道我就不能自己来做整个产业？”

1992年，王雪红将威盛电子的业务重点锁定在芯片组。当时，因为业绩不错，在香港，王雪红受到了英特尔公司时任CEO安迪.葛鲁夫的“召见”。

会谈中，王雪红谈了自己的构想。听她说完，安迪.葛鲁夫十分严肃的说：“你不该做这个，英特尔对芯片组的挑战者会非常严厉。”

听到他这么说，王雪红有点吓一跳。“本来，我是开开心心去的，因为我们业绩好。听完这句话后，我真的有点shock（震惊）。” 多年以后，王雪红仰着头仔细回忆了一下细节，“原本以为，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一定很高兴，因为当时并不是我们一家在做。”

事实上，那时的安迪.葛鲁夫已经在英特尔内部制定了芯片组的计划。所以，他对王雪红发出了警告。

回到台湾，王雪红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中国人在CPU上是有机会的。当时美国的Chipset（芯片组）发展很快，但早期带头研发的人却几乎全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王雪红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可以把他们带回台湾。我才不会管安迪.葛鲁夫怎么说呢。”

1999年威盛上市，并且迅速占据了全球70%的芯片组市场。很快，安迪.葛鲁夫发动了对威盛的全球诉讼。“刚开始，这个官司是8个国家的十几个官司一起打。”王雪红说。

“那时候，威盛每开发一款新品，英特尔都会站出来说，威盛又侵权了；员工越来越感觉到英特尔无处不在，其努力往往被英特尔一句话化为乌有；客户也越来越对威盛失去信心，怕被英特尔起诉，说自己使用没有专利授权的产品。”

但王雪红不甘示弱，她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英特尔的诉讼攻势：“前前后后，我在全球各个地方参加了100多场听证会。”

抗争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烈的：威盛电子在全球芯片组市场的份额下降到不足30%，与此同时，威盛电子的股价也从600多台币一路下跌，最严重的时候缩水60%。最终，英特尔没能赢得官司——双方和解，签署了互换专利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