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蓉：这么好的一家企业，为什么第一次在海外上市失败了？而且跟李嘉诚先生的谈判当时正处于胶着状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阎焱：实际上80%的人都是愚蠢的。

叶蓉：包括李嘉诚先生吗？

阎焱：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可能想在价格上砍一刀吧。

叶蓉：您永远都是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敢为大家所不敢为的事情吗？

阎焱：没有，我倒是觉得，我看到的都是最commonsense，最最普通常识性的东西。

叶蓉：您很自负，说好听点是自信。

阎焱：Ofcourse，sure！

风险投资有点像婚姻，需要柔性合作

叶蓉：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风险投资人呢？

阎焱：做一个好的风险投资人，基本上需要有四个方面的素质。一个是财务，你在财务模型这类东西上有一个基本的训练。第二个，行业知识，你投资什么行业，就一定要对这个行业很懂。第三个，要懂管理的知识，比如说你到一个企业里去坐20分钟、半个小时，跟这个企业领导人谈一谈，你就能知道他这个企业的问题在哪儿，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知道怎么去跟人打交道，你不要让人家很排斥你，你要得到这个企业的创业人士的尊敬，要得到他的认同。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对一个企业要有一种悟性，我们把它叫做businesssense，就是商业感觉。

叶蓉：徐新(今日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告诉我说，那叫“杀手的直觉”，似乎您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异，是吗？

阎焱：我觉得差得还挺多。这个“杀手的直觉”给大家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搞风险投资的人，都是插进来赚一笔就走，其实不是这样。你看我们看到的都是斩臂断血的那一刻，但是更多的时候，风险投资有点像婚姻。婚姻还有一个“七年之痒”，按照现在美国的统计，超过一半以上的婚姻到7年的时间全都解体了。可是你看风险投资，在7年以后再上市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是一种柔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大概投了有五十多家企业，应该说95%%以上，或者98%%以上的创业者都跟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不仅仅是志同道合者，更多的是成为朋友。

如果北大同学都关注赚钱，那中国真是世风不古了

叶蓉：刚刚说到自信和自负的问题，我知道您来自干部家庭，是不是干部子弟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

阎焱：我觉得不一定吧。我们家这个干部也是在一个小城市里头。安徽，安庆，这种干部到北京去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

叶蓉：1977年的时候刚恢复高考，您就能考上南京航空学院，我们都知道那会儿是累积了多少届毕业生去挤这个学校大门，很难考。那你为什么能够考上？

阎焱：能干呗。

叶蓉：能干。是底子好？

阎焱：世界上的人，永远是遵从大数分布，最聪明的人不超过5%%，最愚蠢的人不超过5%%，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不溜秋的。

叶蓉：您是那个最聪明的5%。

阎焱：也不一定，可能有一点，更重要的还是机会比较好。

叶蓉：为什么一定要考到北大去读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生呢？

阎焱：其实那时候也是比较傻，比较无知，所以才去那儿，去了北大。

但是毕业以后接触到现实才发现，其实当工程师特没权利，你不管想做什么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后来我想当官的好像也不比我能干，那我也去当官，那时我一想怎么才能当官快点呢？人家说北大毕业可能就是一条捷径。那我再一看北大里面什么系最容易当官，那就是社会学系。我想，那就考这个。结果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在中国当官跟这个没关系。

叶蓉：费孝通老先生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阎焱：我们那时候是挂他名，其实就听过他一次课。但是在我所有的学历中间，对我的人生冲击力最大的是在北大，我觉得北大是一个真正使我明白了很多东西的地方。北大的那种文风，那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我觉得是跟我以前学工程、学航空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到了美国，也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应该说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但是我都找不到那种特强的校园文化氛围和那种使命感。我经常开玩笑说，北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个儿是当总理的料，没有人认为自个儿是当部长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