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晚上7点，南开大学伯苓楼大门紧闭。200多名学生在楼外焦急地期盼着大门的打开。在楼内的报告厅里与他们一起焦急等待的，是将近500名学生。只能容纳300人的报告厅早已经挤满了人。他们等待的是Google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

这天晚上，“做最好的自己”的李开复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挑战杯”学子们一起分享了自己曾经“不好的”成长经历。

和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一样，李开复上大学时，迷上了电子游戏。

那时的电子游戏只是简单地打外太空人。“非常弱智的游戏。”李开复说。为了每天在餐厅的地下室打到第一名，然后回去睡觉，每周他花在打游戏上的时间最少有10个小时。

这个游戏很快就没有了挑战。不久，餐厅里新添的两台新机器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李开复又花更多的时间去打游戏。

终于有一天，李开复对自己说，太不像话了。他找到一个新的项目——打桥牌，取代了打游戏。“桥牌好啊，可以建立团队合作，不会变成呆板的机器。”他说。

结果，一个星期10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变成50个小时的桥牌。

大一上学期，李开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亮起了红灯：3.5分。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即将来临，他的两门功课面临着被当掉的危险。如果这样下去，“之前18年的努力太可惜了”，李开复对自己作出承诺，每个学期的成绩要3.75分，每天功课做完再去打桥牌。他大学最后3年的成绩比大一好了很多，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第一名毕业的学生在大一时的成绩这么糟糕。

李开复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曾经“不务正业”。他当场向同学们展示了自己大学的成绩单：西方文化、欧洲文学、美国总统、音乐经典、中国革命史、心理学实验、计算机游戏、文言文等等。一半以上的课与计算机没有关系。

很多人并不了解李开复的这段经历。有人看《做最好的自己》的这本书，表示质疑：这本书不像是11岁就到美国的人写的。你怎么可能读到庄子？李开复回答：这要感谢我文言文的选修课。又有人提问：这本书中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眼熟，是不是柏拉图啊？李开复回答：是啊。我是从西方文化学到的。还有人怀疑：你胆子真大，连失恋的人也敢劝。“我学过心理学。”李开复说。

“这些都是帮助我发现兴趣的渠道。”李开复说。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课程让他受益良多。他建议：在大学，同学们如果对不同科目感兴趣，不妨尝试一下。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李开复的成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遭遇过三次挫折。

第一次挫折是在1984年。当时李开复在读博士，老师让他在8个星期的时间里教一批天才高中生学计算机课程。雄心万丈的李开复挑了一个很难的课程：编程和人工智能。上午上课，他从黑板的这面写到那面，下午他教这些孩子编程。

8个星期后，学生中有四分之三学会了编程。李开复得意地去找到老师，正好看到桌子上放着学生对他的评语。李开复要看这些评语，老师迟疑了一下：“别看了吧。” 

他还是坚持看了这份“惨不忍睹”的评语：每天8点钟去上开复博士的课是非常大的折磨，他不看我们，只看黑板，与我们没有互动。我们就在下面睡觉。我们把他的课叫做开复剧场。

伤心的李开复开始问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老师。他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说过的话，一个有思想的人不能表达就是没有思想的人。他下定决心学会沟通，并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

如今的李开复是著名的沟通高手。“如果不是在1984年受到这么大的挫折，也不会决心掌握沟通的技巧。”他说。

1998年李开复遭遇第二次挫折。当时他在一家公司负责一个名叫三维浏览器的很酷的产品。“演示的时候很酷，别人都说，你们怎么能用这么烂的电脑做出这么好的三维动画。”李开复说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在改变世界。

问题是，产品出来了，没有人发现它是有用的。公司的CEO对他说：你这个部门是公司最赔钱的部门，如果你的产品有价值就在6个月内卖上几千万美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