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百年前建设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道路率是40%，而汉城的道路率现在也只有20%。60年代，汉城才刚刚开始开发，由于政府缺乏长期性的远见，所以并未进行完善的道路计划。汉城今日的交通状况之所以会成为世界大都市中数一数二的‘恶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缺乏预知未来的远见。韩国政府连未来三十年以后的状况都无法预期，而美国政府在二百年前就预知现今的交通状况，同时搭配施行有效率的人口分散政策。”

    这段话经常被李健熙用来批评韩国政府。但我国各级的政府官员（城市管理者们）又何尝不在犯着同样目光短浅的错误？我国的道路率（城市道路面积率）平均仅为8.59%，北京的道路率也只有11%，甚至还远远低于汉城20%的水平。国际上通常道路面积率不应低于２０％，但我国仍在执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Ｊ１３７－９０》中却明文规定城市道路面积率为８％～１５％，这未免就有点荒唐。

   可见，修路之事看来简单，其实同样需要长期的眼光，或者说同样需要战略家去操持。太原的老市长岳维藩无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位战略家。最近去太原出差，了解到太原人最引以为豪的迎泽大街是在1955年建设的。宽度70米的迎泽大街，在开建的时候着实令人们瞠目了一段时日。

   这条大街的规划者是当时的太原市市长岳维藩，是他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以博大的气魄，将迎泽大街的宽度规划为70米。这使不少专家、领导和同志们瞠目结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当时的太原街巷中，最宽者莫过于六七米，这与70米相比确实反差太大，实非一般人能够理解。当时建设的口号就是“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实现了。

   也正是岳市长拥有了当时一般人难得具有的发展眼光，才使得这条大街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我专门搜索了一下与他有关的资料，发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节目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1954年的时候，太原河西有一个区要修一条马路，岳市长让设计人员先设计一个图纸，给他汇报的时候他不在，把图纸给他搁下来了。隔了两天以后，他就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就是，马路的中线向西移，把东边多空出一些空地来，因为这条马路是南北向的，马路东边是居民区，就是职工居住区，马路西面是生产区，他说为什么要西移呢，把东边多空些地方搞绿化，这样将来避免汽车噪音，扰乱居民的休息。

   这件事发生在1954年的春天，当时太原大体上一千人平均不到一辆汽车，就是在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想拍一张照片，找一辆好点的汽车，得等半天才能等过来。而具体负责设计的同志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学校学的教材，都是英美的教材，当时教科书上都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个规范。他十分佩服，岳维藩同志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但是他却想到了这个问题。

岳市长能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关键就是他有一种发展的眼光，对问题有战略的思考。战略是一种境界，当一个人真正进入这种境界以后，就一定具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服力”，从而“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尼克松语），而无论这些事情是修道路、办企业、做政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