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种行为，如有雷同，绝非巧合，请企业家们对号入座。

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被奴役

在看到山木事件中，一些令人发指的细节之后，很多人都会发问，为什么兽行能够持续和隐瞒那么久，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如此容易被奴役？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变态企业文化，而员工却甘愿受辱受盘剥？

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的基础时指出，“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是极权主义得逞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这样的个人暴露在强权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原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

在山木案中，我们看到，女员工长期受到各种侵权和伤害，她们之所以选择屈辱地沉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看不到维权的希望，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来帮助她们。很多受害女性选择了逃离，也是因为宋山木威胁她们：可以轻松地迫害甚至杀掉她们。 “反抗有用吗？在深圳，死一个人算什么？” 还炫耀他“废过两个男的。” 很多受害者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以为宋山木真的能够做到一手遮天，在她们感到抗争是没用的时候，她们只能选择屈服。

企业文化的流行谬误

个人在组织面前，是脆弱的，他们其实无力守卫自身的基本尊严，能够有效制约组织之恶的，还是组织。

富士康在发生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董事长郭台铭破天荒地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性。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是对企业主的一种制约，但最终对于企业主也是有利的。

一个以极权的方式运作的企业，对人的尊严，对企业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对社会的稳定，都是一种伤害。

由于很多企业主缺乏对现代企业观念和管理文化的理解，在很多基本观念上都有问题，因此我们常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流行谬误，譬如在企业中强调家庭观念，要求员工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企业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家长和子女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在企业里，大家通过合同走在一起，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合作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而已，不存在什么向父母领导感恩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平等的交换关系，不是什么“羊羔跪乳”的哺育与受养的关系。

丘吉尔连任落选后抱怨“英吉利民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但他又说“对自己民族的功臣不感恩戴德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感恩的滥用，丘吉尔的话无疑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现代人格的特征就是摆脱人身依附，以独立的尊严姿态，以一种理性的契约精神，去看待各种社会关系。

高度集权的企业可能会拥有短暂的高效率和执行力，但时间稍长就会导致管理的崩溃，实际是最无效率最无执行力的一种管理方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山木王朝”采访内幕及我的冷思考

我确实在宋山木疑似强奸案发生后的一两天就决定做这个题目，当时，我已经联系了一次北方出差，行李已经打好包。然而，宋山木案的第一条新闻让我想留下来，而第二天，更多的细节让我直觉，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场性侵害。

跟部门主管喻尘提出来，他犹豫地说，他正在考虑。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随口说这个新闻我“不合适做”。这激起我的斗志，我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比我更合适做这个新闻—虽然我内心底气非常不足。

不过，谢天谢地，喻尘从善如流，压抑着他的不信任，让同事顶替我的出差，派我去做山木案了。

女权身份的“偏激”

我大约能了解他为什么犹豫，又为什么觉得我不合适做。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这条新闻虽然够劲爆，但是动态新闻正在几何级数地抛出大量新情节，很可能在案发一周以后才能刊出的调查报道还有什么可报？况且，在很多调查记者眼里，这新闻真的只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调查还能做什么？

另外，相信他认为我不适合做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我的写作和志愿工作中，我严肃地承担着这一身份。为了能够改变大众传媒报道的性别误区，我有一份志愿工作，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和培训，让记者们讨论涉及性别的报道如何可以祛除对妇女的污名话语，不囿于成见，对妇女和性少数更加友善。然而，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会带来价值的偏激，很自然，我的主管认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会让我失去新闻的中立性，“只顾为女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