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越来越难做，走的人也越来越多。”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赵（化名）正在筹备他的新事业——远在外省的某处矿产项目。而仅在一年前，老赵正在为他的老本行——山寨手机业焦虑地忙碌着。

在过去三年中，老赵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老板，但这也是他及其山寨军团的共同特质——业内人士对此的另一种阐释叫“投机”。

到2009年，伴随着手机行业利润的下滑，越来越多山寨老板选择离开，老赵也是其中之一。在建国的第60个年头，改革开放刚过三十载。

老赵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惜”，在资本的逐利性驱动下，矿业也许有着更好的前景。“捞一把走人”是老赵这样的“山寨人”的共同思维，这也形成了近些年深圳山寨产业的特质——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山寨”从业者达百万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略带灰色却蕴藏潜力的产业群体，何去何从？这正是深圳业界担忧所在。

“紧贴市场的山寨企业，如何有效地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这不仅是山寨企业自身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深圳产业升级转型的大命题：“如何把山寨产业初期的市场优势，转化后续的技术驱动力，从而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山寨企业、品牌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角力，将是关键。

华为的样本意义

“所谓山寨产业，并不是近两年才有的。”乐正认为，紧贴市场需求，快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充分的商业竞争”是山寨产业初期的共性特征。

在为数不少的业内人士看来，作为深圳本土企业标杆的华为，其早期的成长，也无异于一条“山寨路径”。

与北京中关村由政府主导的模式相比，地处南方边陲的深圳，被认为是市场自由选择资源配置的样本模式。

以深圳标志性民营企业华为为例，事实上，华为的早期成长史，与当今的“山寨路径”有着颇多相似。

公开资料显示，1988年创立的华为，最早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并无自主研发。

华为创立的一个产业背景是，1987年，在当时国内普遍歧视私营经济的背景下，深圳市在国内率先出台鼓励科技人员走出去，兴办科技企业的规定，并出台相关措施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方式创业。

这直接刺激了深圳第一批草根创业潮。据1986-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本报记者回忆，深圳发展史上有个奇特的“1988”现象——目前深圳最具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都草创于这一年，如华为、中兴。九十年代初期创立的研祥、迈瑞等一批科技型企业也均受此政策影响颇深。

“华为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充分竞争的市场。”深圳一位电信行业学者认为，华为当初面对的市场环境，与今天的山寨企业相似：“作为后来者，华为要扮演对既有规则破坏者的角色。”

于是，我们看到在策略上，华为采取“农村包围城市”，而价格优势至今都是华为在国际市场摧城拔寨的利器——这些在现在看来无异于“山寨”的打法，最终促成了华为的崛起。

但与一般山寨企业不同的是，在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华为迅速转入自主研发。事实上，华为的转型，与深圳市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呈现了步调的一致。

1993年是深圳确立“科技立市”的关键年，是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文件，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6月，再次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更为重要的刺激政策，出台于1998年，是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这让华为在1998年后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获得了法律的支撑，也为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深圳创业提供了法律保障——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完成转型自主研发的产业升级。

“华为效应”在深圳的草根产业界被迅速放大。迈瑞、研祥、金蝶、好易通等民营高科技企业均通过自我研发道路，成为各自领域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