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有了起色，商业层面的考验在不经意间发生。1984年年底的一天，有人来我家串门，他是我们商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临走时硬塞给我一个红包。当时我一下子脸红了，心跳加剧，“说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阵犹豫后，坚决拒收，成为以后联想“天条”的基础。

经济上不能出问题，这是我在“下海”之初就自定的规矩。我有很强的自律意识。

思考与行动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不能被过程牵着走，这是我创业早期领悟出的道理。信通公司成立之后，主管开发的朱巧生找到倪光南，给他提供了两台微机请他开发汉卡，并决定第一批生产100块。汉卡研发出来之时，联想已经成立，倪光南被聘为总工程师。于是信通和联想决定一起来销售这批汉卡，签订合作时约定：信通负责采购、联想负责生产和销售、双方对半分利。

合同签订后，好多人埋怨我，“老柳，没有比你更傻的了，采购最有利可图你让信通去干，生产和销售最辛苦、最费力我们却主动承担。你说你傻不傻？”

我一笑置之，“天机不可泄露。”

汉卡上市后大受追捧，联想的推广与销售工作很到位，卖出了93块，信通只卖出了7块，于是联想方面有人提出要拿利润的大头，而信通坚持要按原协议五五分成。最后在信通的坚持之下，这次的利润的确是五五分成了，但是双方在汉卡上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合作这一单之后我们还合作吗？肯定不合作了。但是通过与信通的合作，联想掌握了最关键的环节——汉卡的生产和销售。后来，我常给身边人说，长本事的事情我们才做。1992年前后，北海、海口的地产风潮骤起，当时我还就地产投资进行过专门的论证和讨论，最后决定还是放弃，我的观点很鲜明，“不长本事的事儿不做。”

1991年，信通公司涉嫌走私，公司总裁金燕静被判刑。金燕静等人的教训警醒了中关村。

那期间我们一直在自我反省，踩“红线”还是允许的，但是不能越过“红线”。就像打网球，球不能出界，打在边界线上那算你能耐，既不违反规则又能得分。

在中国的企业群体里，联想遭受的磨难应该排在前列。比我们遭遇磨难更多的企业应该也不少，但多数都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