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谭浩强教授看来，引起这些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因素之一是相关教育机构把学校开设多少门双语教学的课程、采用多少原版教材当作考核指标，出版方为迎合这一需求，大量引进原版教材。谭浩强教授强调说，对许多学校来说，这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只会对部分学校产生这种后果，其原因在于这种考核所依据的“一刀切”。就是把所有学校的教学水平“一刀切”，对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来说，任课教师外语水平高，生源质量也高，搞双语教学、采用原版教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反过来，对一些师资水平和生源质量都较为一般的学校来说，教师的口语水平有限，用英语教学往往是在发音上误导学生；而对学生来说，则因为听力水平有限，专业课变成了听力课。对一些专业水平较高而英语水平一般的教师，就更是一种不公平，这会使优秀师资更加短缺。此外，本土作者编写的教材水平也不低（甚至引得一些海外出版机构争相推广到海外），这个时候，学校、编写者、出版社所应做的，就不应是引进原版教材，而是需要考虑在国际上打造自己教材品牌的问题了。从长远角度看，中国的学术水平在和国际接轨，中国自己的教材也终将要和国际水平接轨。

    因素之二是教育管理机构搞规划教材、统编教材和推荐教材，并把学校采用这类教材的比例列入考核。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无非是想让学生用好的教材，但因为搞得过于形式，效果并不好。谭浩强教授介绍说：“深入到评审环节，你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十几名评委，上百本图书，每个人都读这些书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人十本，回去读完后上报需要淘汰的图书。这样，就会出现精于C语言的人也会审操作系统或其他领域的图书。这些评委作为专家确实各有所长，但你评审不是你专长的领域的图书，难保不把精品淘汰出局。更有甚者，评选时按照作者的资历论资排辈，这又难保不埋落一批正值学术高峰期的中青年作者。以王选院士为例，他三十八岁时搞激光照排，五十八岁时当选为院士；但王选院士自己坦承：自己的学术高峰期并不是五十八岁当选院士之时，而是三十八岁搞激光照排的年代。”

    谭浩强教授接着介绍说：“就算赶上有水平的评委，还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计算机技术的专业评委，往往不愿把一些浅显的图书选做非计算机专业的图书教材，因为这样显不出水平。但实际上，衡量是不是入围的标准，应是学习者够用就好，而不是‘大而全，偏而难’。其次，规划教材的评审是四年一次，而我们知识在四年的时间里计算机技术会发生多大的变化。软硬件技术已淘汰更新了几代，而学生却还在用着老教材，就算原来选出的是一套优秀的学习教材，到了后期效果能保证吗？”

    为了该变这种现状，谭浩强教授甚至根本不把自己的作品进行审报，但没有进入规划教材的《C语言程序设计》的销量却达到了七千多万册。对此，谭浩强教授认为：“选择教材终究是一种市场行为，广大师生作为消费者最有发言权，他们会通过购买行为决定是不是投你一票。”

    因素之三是某些出版社为了自己的利益拉任课学校的教师编书，然后利用学校的关系独占一方，在这些学校推广这些教材。谭浩强教授举例说：“很多省份的教育机构都会要求省内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参加计算机水平考试时，选用统编的教材。因为出题的关系，采用了统编教材的学生，因为考试出题范围只在统编教材之内，就能通过考试，反之，就可能过不去。但这样一来，如果这些统编教材的质量过硬，那么这就是广大学生的大幸；而如果质量不好，就不仅是一种误人子弟的行为，对优秀教材来说，这就是一种劣币驱良币的行为。”

    “懂”式计算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