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工资和奖金收入，近二十年来大幅提高，所以常常引起关注和争议。例如，自1980年到2003年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公司的CEO的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达每年1,100万美元，约是同类瑞典公司的4倍，日本公司的3倍。这样的高收入是否合理？

我本来以为这并非什么新问题，基础经济学早就解释过了。我是阿尔钦（A. A. Alchian）教授《大学经济学》的中译者，熟悉他对“生产要素定价”的处理。我也曾经把这个思路稍微扩展，应用到体育和艺术明星高收入上去，在2001年发表过《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但是，上礼拜读到《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让我产生了旧事重提的念头。

关于生产要素的定价，基础经济学是这样解释的：生产要素的现值，是其未来收入的贴现之和；在任何经济活动中，“盈利”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盈利”变得有规律，它就瞬间变为成本，打到那些带来“盈利”的生产要素中去；于是，那些导致“盈利”的生产要素便增值了。

听起来绕口，让我举个例子。任何产品，都是由多种生产要素的合成而产生的。一个面包可以卖1元人民币，那这1元人民币的收入，如何分给构成这个面包的各种生产要素（小麦种植者、运输工人、土地和面包师等）呢？答案是看这些要素在别处的最高收入。上述各种资源，假如用于制造其他商品，那么它们分别能带来的最高收入，就是它们在这个面包上应得的报酬。

我们进一步问：假如这个面包“意外地”卖了1.2元人民币，那多出来的0.2元人民币盈利，应该归哪一种生产要素所有呢？答案是看这多出来的盈利是由哪一种生产要素带来的。如果是面粉的质量特别好，那就归小麦种植者；如果是特别新鲜，就归运输工人；如果是烘烤得当，就归面包师。

重要的是，一旦上述的0.2元人民币得到确认，从而形成了预期，那原来“意外地”赚得的盈利就不再是盈利，而是迅速转成了相应生产要素的成本了。在下一个生产回合，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了，要么是小麦种植者、要么是运输工人、要么是面包师。这样，新面包的成本就是1.2元人民币，而不是1元人民币，即只有卖价超过1.2元人民币，才算产生新的盈利。这就是基础经济学对生产要素进行“论功行赏”的准则。

运动会、体育比赛、音乐会、电视广告，往往可以带来的商业价值数以百万计。这高昂的收入，究竟应该如何“论功行赏”呢？根据上述准则，我们要看这收入是由哪一种生产要素带来的。显然，不是运动场、不是比赛裁判、不是剪接员，而是充当主角的运动员和演员。

一流的运动员和演员，与二流的相比，在技术上其实差别甚微，有时连专家都难以分辨，但因为观众人数众多，产生的收益巨大，所以他们之间技术上的毫发之差，导致了他们收入上的天壤之别。这两者的不对称是合理的。世界就是如此。

回到大公司CEO的收入问题上。大公司的CEO收入奇高，不是因为他们的IQ奇高，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奇大，也不是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奇强，而是因为他们恰好所处的岗位对企业的盈利非常敏感，举足轻重的缘故。

5月18日，我的一位老师考恩（T. Cowen）教授，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上讨论麻省理工两位教授加贝克斯（X. Gabaix）和兰狄尔（A. Landier）的论文《CEO收入奇高的原因》。后者以实证数据验证了这个“论功行赏”的生产要素原理，对平息公众对大公司CEO高收入的质疑大有帮助。

两位麻省理工教授的研究还没完成，但其中一个基本证据是：世界500强（尤其是其中的美国公司）在股市的股本总值，自1980年到2003年间，也大约增加了6倍，于这些公司行政人员的薪金升幅保持同步。这是说：舞台大了，贡献就自然大了，即使其它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