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案件做实，于兵在加大“侦查”的同时，还组织一个专家论证会，但要求别找瑞星公司的人。论证会的结果，在未经专家签字认定的情况下，将专家意见“基本可以确定”改成了“可以确定”。警方据此逮捕田亚葵，并指田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

按于兵的布置，对“受害”公司，凡是电脑中毒的公司，每家按10万元左右上报损失并出书面证明。

损失数额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来评估，这一点，于兵当然清楚，于是一家名叫中润华的会计师事务所被于兵请来，对瑞星病毒库的价值作了几亿元的价值评估，于兵看后说价值太高了，要求重新做。后来，评估值做到了6000多万元。

不但如此，于兵还让手下人立刑事案件，为此张鹏云找江民公司索要报案材料。

江民公司副总经理严绍文说“不知道怎么写”。张鹏云就打电话请示，于兵让张鹏云代写一份给严绍文，使得这份原产于警察之手的报案材料，经于兵修改，由严绍文照葫芦画瓢，最后打印盖章成为证据。

在物证人证俱全的情况下，网监处向媒体发布“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称：2005年7月2日，网监处接北京多家防病毒公司报案，说计算机病毒在五六月份达到高峰，网监处通过摸排、调查，发现东方微点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05年9月6日，网监处向公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致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不发许可证。

经过一系列的精心部署，一个阻止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上市计划，在官商联手中终于做成。而微点公司也从此背上“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的骂名。

尘埃落定一损俱损

作为国家863计划的专家，刘旭在突遭不测横祸后，一面积极取证、上访、举报，一面设法保护他的研发团队。危急中，决定将自己的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了福州。

为防止发生意外，刘旭一次就买来20多张到厦门的火车票。等研发部的人上火车后，再悄悄地从中途下车，最后转乘两辆中巴车，趁夜深人静到达了福州。

在这些员工中，有被警方通缉的研发部负责病毒库保管、时年仅23岁刚大学毕业的崔素辉。小伙子被警方盯上，不敢上班，天天东躲西藏，几年不敢回老家河北过春节。2006年的除夕夜，躲在福州一家小旅店里的崔素辉禁不住嚎啕大哭。

纸终究包不住火。由于刘旭等人的不断实名举报，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08年7月，北京市纪委按举报查实，于兵等人存在徇私枉法等问题。

与此同时，被网监处指证的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上网的ADSL，后经证实当时并未开通，传播病毒也就不攻自破，另由田亚葵所谓“激活”4种病毒，经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在田本人的笔记本电脑中，仅发现上述4种病毒中的3种，且从未被激活过。

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2007年11月20日，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而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被阻挠近3年后，终于于2008年2月获得销售许可证。

“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特别快，别说3年，或许3个月就足以影响市场格局。”2月4日，记者在一中院见到田亚葵，40多岁的他头发几乎全白，他面对记者，不愿再提往事，但痛心的是公司，无辜蒙受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不仅如此，据刘旭介绍，如果微点的产品能适时上市，当年类似“熊猫烧香”这种恶性病毒，就不会横扫用户；由此计算，间接损失堪以亿计。刘旭表示，他们将在于兵案结案后，向瑞星公司提出索赔。

而瑞星公司在事件曝光后，不仅遭到了业界的诟病，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记者就此致电瑞星公司，但瑞星公司表示，于兵案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公司不便就此发表评论，一切以法院的终审为准。不过，瑞星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赵四章，因涉嫌行贿，此前已经被纪检机关批准逮捕。